相信在不久之后的学期初，新升入高三的学生们还会在老师的带领下，用放大镜、显微镜好好地对这些高考题进行一番深入研究。而在这番研究中，最叫人捉摸不透的，只怕要算高考作文了。

　　按照许多接受媒体采访的专家们应时应景的说法：“今年全国及自主命题各省的作文题题型多样，大都比较关注现实问题。许多题目都给了考生自由发挥的空间，可以充分展示学生的知识积累和语言表达能力。”

　　看后，也许会有许多老师开始大点其头，仿佛得到了某种启示——高考作文越来越关注现实，注重对考生综合能力的考查。可一到着手对学生进行作文训练，再来回味这句话，可是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

　　今年高考作文题中的相当一部分题目，如江西卷的“以圆明园兽首拍卖为题写议论文”、辽宁卷的材料作文“名人代言”、天津卷的“我说‘90后’”，安徽卷的“弯道超越”，等等，都在紧扣时代中考查考生对现实问题的感悟与评议能力。那么相应地，老师们的问题也就由此而来——关注现实的综合能力靠什么来提升?靠看书看报增长见识?有一定道理。比如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是否关注新闻事件的进展，是否对历史有深入的了解与反思，对考生的作文层次会有极大影响。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唯有读书高的考生，面对这样的考题就要捉襟见肘了。而一些追求教育公平的人士也由此生发出议论：由于农村的生活相对封闭，农村学生的生活环境和平时接触的事物与城市学生存在一定的区别，用过于城市化的语境为载体来考查农村考生，是对他们的极大不公平。更有一句来自农村学生的略带点悲伤的调侃，说如果在高考中出一道问题来考查小麦与韭菜的区别，还不知城市考生将会如何作答呢。

　　话虽不错，可人们在议论类似的题目之余，往往容易忽略——知与不知的区别并不是作文能力的重点所在。

　　从目前来看，对于此类题目，知晓事件始末、明晰主流媒体对事件的基本价值判断，再以历史背景为基础展开一点合理想象，考生确实就可以得一个不错的分数。只要在主流价值观上不“跑偏”，考生要拿个基本分也不成问题。

　　但是，这实际上在无形中给考生人为地设置了发挥的空间。因为对既成事实的基本观点无外乎人们已达成共识的寥寥几种，命题者给出的议题本身就已经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在这种情况下，要评判考生的语言能力，就只能看谁的文章写得更“漂亮”，而非谁的思想内涵表达得更丰富、更深厚。这种局限反映了命题者对作文究竟要考查学生什么能力的认识缺失。

　　而与此类题目相反的，是另一类仿佛写什么都可以的题目。如北京卷的“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重庆卷的“我与故事”，四川卷的“熟悉”等，都被人们誉为“让考生有话可说”的题目。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有话可说和把话说好并不是一回事。有话可说，取决于作文命题的开放性，不要和考生的真实生活落差过大，从而让考生觉得高不可攀。而把话说好，把作文写好，则取决于题目对考生思维的激活程度。如果题目过飘、过泛，承载度过低，很可能会让那些考前背范文的投机分子得利，更可能会导致写出来的作文与题目具有同一个特点——空洞的抒情。从已经见报的一些北京高分作文来看，也确实存在同样的问题：许多考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往年大抒情似的写作风格，从题目里生发出一些虚浮的意象，深陷于对历史文化的粗浅理解与表述中不可自拔。

　　诚如某位专家所说，作文题没有难易之分，对于思想解放的头脑，所有题目都是容易的。而这位专家的另一种说法则有待细细思量，那就是作文题没有好坏之分，对于思想封闭的头脑，关键在于学生的思维品质。其实，作文题还是有好坏之分的，好的作文题打开考生的心灵，激活他们的头脑，不好的作文题让学生传达不出自己的价值观和判断，人云亦云。

　　如今，为了突破题目带来的限制，求新求变，不但命题者们下了大功夫，就连一些本该是“弱势群体”被动接受的考生们也开始主动挑战惯性思维。从2001年，江苏高考考生蒋昕捷用文言写就的《赤兔之死》横空出世，到2009年，湖北考生周海洋的一篇古体长诗《站在黄花岗陵园门口》，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些貌似“另类”的高分作文横空出世。不可否认，这些另类且高分的作文确实体现了考生很高的文学素养和思维品质。但是，当另辟蹊径如此吸引眼球，如此受到人们的追捧与推崇，是不是也正意味着“阳关大道”并非坦途?当阳关大道走起来不那么顺畅，在“越另类越美丽”的诱使下，今年四川某考生出现用甲骨文写作文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在这些颇为滑稽的现象衬托下，炒作牛气冲天的另类高分作文，似乎意味着人们正在对某种封闭的作文体系进行反抗。

　　2009年的高考渐行渐远，但人们对高考的关注还将持续，尤其高考作文已经成为每年六七月间人们的谈资。高考作文命题之风刮向何处，必然把人们的焦灼目光引向何处。关于未来，我们将继续带着审慎、乐观的态度，期盼高考作文题与考生的能力差值能小一点、更小一点。

　　(张滢)

　　《中国教育报》2009年7月24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