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儿子是校友，汶河小学的校友。

同一个母校，两代人的时空，母校因此有了巨大的变化。

在这巨大的时空中，我们也呼应着母校的变化而变化。我吮吸着母校的滋养，长大了，长高了，如今我的外孙也快有了读小学的年龄。如果不是在海外，我还是让她读母校。我的儿子也长高了，长大了，有了一个温暖的小家，有了一个他自己奋斗的目标和打拼的天地。

俗话说，吃水不忘开井人，追溯如今的这一切，应该是母校源远流长的那一端。每每想到这里，我就感恩我的母校，感恩我的老师，感恩母校赋予我们的香甜至今、流淌在血液中的滋养。

我儿时的母校建在毓贤街，一条幽长、光滑的青石板小路，两排古色古香的民宅，阮家祠堂让这条小巷飘逸着深深的古韵。当时的母校十分的简朴，几排教室，一座小楼，一楼是五年级，二楼是毕业班。一、二年级设在分部，三——六年级设在总部，每个年级两个班，满打满算500名师生。但是，凭着实力很不一般的师资，当时的母校却能傍着幽深的古韵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

小学六年，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毕业班的的数学老师。老师大姓张，名海深。根据老师的起名，你完全可以断定老师的长辈应是文化人，你瞧名字起的多气派、多韵味，大海的海，深邃的深，像大海一样的深邃。老师果未辜负长辈的哺育和期待。在我的记忆中，老师才华横溢、快人快语，浓眉大眼、英俊潇洒，起码是汶河小学的“栋梁之才”。后来，我还得知，老师是被打成“右派”贬到我们所在的汶河小学来的，再后来还参加过建国后新版《辞海》的编撰。老师的才学大得很呢！在我们嗷嗷待哺之时，能遇到这样的一位好老师，真是三生有幸，快哉！快哉！

在他的教导之下，我们的数学好像都学得不错，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那个班似乎不存在现在所谓的“差生”。只要上数学课浑身上下都来精神，什么“追击问题”、“鸡兔同笼” 、“等分问题”等等的数学难题，到了他那里就是小菜一碟，他可以十分详尽、条分缕析地給你一一道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你想糊涂也难。临毕业时，他将所有数学题，分别归类，理论对试题，试题对理论，真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不仅如此，而且天天出新、越听越想听，越学越要学，听他的数学课，就像遨游在知识的海洋，刺激、诱人、享受。每天都把我们辅导得很迟很迟，但不收我们一分钱的课时费，纯粹的奉献，放在现在根本是不可思议的事。

后来，初考的结果是理所当然的好，整个班级的同学一个个都考上了当时的扬中、附中、新华、市一中这样的名校。我呢，当然也没有辜负老师的一番心血，考进了现在大家都羡慕的扬州中学。不过，我有点瘸腿，语文有点差劲。至于后来怎么阴错阳差地选择了文科，那可是“文革”以后值得反思的事了。不管怎么说，尽管我没有多大的出息，但没有让老师失望，没有寒碜我的母校。

再后来，儿子也进了汶河小学。不过，不是classmate，而是schoolmate。儿子读小学的时候，汶河小学迁址到后来的石塔寺附近。校舍有变化，但不大，不如现在的气派和壮阔：立在校门口，越过银灰锃亮的铝合金拉门，整个校容校貌一览无余，四、五个人合抱的银杏树顶天立地、郁郁葱葱，一座三层楼洋溢着现代气派的教学大楼拔地而起，被阳光涂抹得明亮、气派，宽敞的操场中央立着三十余米高的旗杆，五星红旗在蓝天下呼啦拉的飘扬，庄严、肃穆、幽静。儿子在八十年代读完六年小学后，也告别母校启航新的人生。

我想儿子和我一样，最难忘的是他的班主任王老师。王老师微胖、富态，笑容可掬，待学生亲如子女，谁有孩子放在她那里一百个放心。

为什么这么说？儿子，从小体质弱，一坐汽车就晕车，直呕吐。所以，每每春暖花香，学校里组织小朋友专车春游瘦西湖、平山堂，儿子去不了就一个人待在家里。这始终是我们的一个遗憾。不得以，找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们举家为他出游瘦西湖、平山堂，不让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什么阴影。不过，不能享受集体的愉悦，还是一个遗憾。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我们也没有很在意。可王老师，却记在心里。在六年级的最后一次春游，王老师破例组织步行春游。很明显，是刻意把儿子带上，为儿子补上这五年些许缺憾的一课。更难忘的是，王老师的儿子，也在队伍之中，我的儿子跑不动时，王老师就用自行车驮着他，而王老师自己的儿子则一路步行。就冲着这件事，我一辈子都感恩汶河小学的王老师。

所以，儿子小学毕业以后，每年我都带着他去看望一次王老师。儿子婚礼时，我还刻意邀请王老师赴宴、致辞。我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感恩。

离开母校已很多年了，我感恩母校，我让儿子也感恩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