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我在河南某地读高二，那年的高考生源不足，动员高二的学生报名。凡是报了名的，个个上了大学。1961年恰恰相反，由于自然灾害，全国“休养生息”，许多大学不进行招生。

 临毕业时，班主任正忙着搞调动。他是印尼的归国华侨，爱人在广州，好不容易调过去，撇下学生就走。考前、考后的事情，全靠学生自己操心，不象现在一切由老师和家长包办。

 当时的高中不分文理科，高考时自由选择。我原本数理化成绩都很好，可偏偏喜欢文科类的院校。那一年文科只有5所中央的院校在河南招收极少的学生，没有地方院校可以填报。全校只有两个同学进了大学，一个考入了郑州大学数学系，另一个入伍上了解放军测绘学院。倘若那年我选择了理科，或许人生的道路是另一番景象。

 我们那时接受的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思想教育，“一颗红心”就是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两种准备”就是升学或者就业。当时有许多象邢燕子、董加耕那样，高中毕业以后主动到农村务农的模范青年作为学习的榜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们并不太在意能否考上大学。

 50年代就业比较容易，许多家庭比较困难的同学早早地就参加了工作。60年代初的自然灾害使中国的经济陷入了困境，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许多项目“下马”，单位纷纷裁员，大批农村来的工人被辞退返乡。此时除了技校、大中专的毕业生可以分配单位，“社会青年”根本无法参加工作。虽然我们曾有“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思想铺垫，但如何就业前途渺茫，心里难免感到失落。

 机遇

 正当不知所措的时候，母校的教导主任、我原来的班主任，让我去学校代课。我喜出望外。

 1961年11月1日，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正式上班，开始了此后40年的教师生涯。

 母校是一所铁路职工子弟学校，原来只有小学，后来增设了初中部。最初安排我给小学三年级的一位女老师当助手，跟着她学。每节课我坐在后面听，全神贯注地进行观摩。不久，那位女老师因为掴了学生一记耳光，被开除回家，我接替她的空缺，正式登上了讲台。

 没有受过师范教育，也没有师傅传帮带，全靠自己进行摸索。我的“教学法”就是“照本宣科”，按照教材向学生灌输。不过，由于自己首先做了个“明白人”，还不至于误人子弟。

 除了教书，我还担任少先队的辅导员。大队辅导员是我弟弟初中的校友，我们的关系很好。我协助他进行策划，少先队的活动开展得很有声色，经常受到上级团委的表彰。在我的努力下，出版了“套红”印刷的队刊，很受欢迎。组稿、刻写、印刷，全是一个人操办。我们成功地举办了一期暑假鸡公山夏令营，营员佩戴的胸牌也全部是我手工印制。那一年，我获得了铁路系统团委授予的“优秀辅导员”称号。

 磨练

 我像麻将里的“赖子”，差人时就顶上，不需要了就离开；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填空。我的笔记本上记录着：1961年11月1日——1962年6月23日，1962年9月2日——1962年9月29日，1962年11月1日——1963年1月30日，二、三年级算术，三、四年级语文，五、六年级历史，2-6年级图画，三年级班主任、中队辅导员，六年级中队辅导员，初一、初二生物。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三进三出子弟学校，带过从小二到初二各个年级的多门课程。我带一门就钻一门，努力去适应新的学科，为后来的教学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虽然不是学校的正式职工，我却没有丝毫临时的观念，并不觉得进进出出有什么不自在。那时高中毕业生的月工资37元5毛，比大学毕业生的43元5差不了多少，已经感到相当地满足。

 那个年代电视远没有开始走向社会，连收音机还是公安局控制的物品，业余时间里老师们经常聚在一起自娱自乐。我的“钢琴”基础就是那时弹风琴弹出来的。每逢周末，车站工会都组织舞会，音乐老师的手风琴加上几把二胡就是乐队，我是乐队的常务鼓手。那时根本没有报酬的说法，也没有“夜宵”进行犒赏，完全是自觉、义务的行动。

 1963年2月，教导主任第三次通知我“下岗”。初中的学生听说我要离开他们，都恋恋不舍。许多女同学送我相片，写上几句赠言；有的送一张小画片。那时一张小小的一寸黑白照片，或一张彩色印刷的小画片，已是十分珍贵的礼物。

 这一段初为人师的经历使我接触了教育，熟悉了教育，不知不觉中对教育产生了依恋。1963年重新参加高考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报了师范，将教书育人作为了终生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