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是重庆全国书市开幕的第二天。王蒙携新作《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也来到重庆书市上，为读者签名售书，掀起了书市的一次高潮。排成长龙的队伍里，记者发现老、中、青都有。但大多数还是中青年人。王蒙身穿白色中式改良的立领服，在背后他的大幅彩色照片的衬托下显得既精神又年轻，不像有70多岁高龄。在签售前王蒙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自传：有敏感的东西
此前，《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于去年5月与读者见面。谈起自传的写作，王蒙说，我写过许多个人题材的东西，而自传是最近才写。有多家出版社找我写自传，但我决意70岁以后再写。因为70多年的经历还算比较丰富。
王蒙说他1948年就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地下党，有过健康、明朗的经验；也有受到过不公正待遇，被排除在社会文艺生活之外的遭遇。同时当过《人民文学》主编、当过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后又担任文化部长、中央委员。另外也去过很多国家和地区，和各种各样的人接触，这些经历和见闻，是值得告诉读者的。王蒙说，写自传，是对历史的见证，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之前至新中国成立58年历程的个人的见证。
王蒙认为，他写的一些真实故事和真实人物是大家知道的，但一些自己的角度、看法，读者是不熟悉的。他说他会提供许多与人们的思维定势大相径庭的“干货”。他说：“虽然这里面有敏感的东西，但我坚持用善良、健康、真诚的态度来回顾过往的历史，这是建设性的回顾。我提供了大量真相，让读者自己思索和做出结论。”
从政：摸着地雷过河
出版社社长肖建国介绍说，这第二部自传是从1979年改革年代写起，那个年代风云激荡，各种事件纷至沓来:真理标准讨论、朦胧诗问题……大小事件，无不述及，少有遗漏。王蒙在处理每一个事件时，如何周旋，如何迂回，如何安抚方方面面，都细致道来。 改革开放的闸门一拉，多少才人、能人、高人汹涌而出，为什么单单选中了王蒙出任文化部部长？当官之初，直上高位，面对纷纭复杂的局面和扑朔的人际关系，王蒙是怎样打开局面，安抚人心，摆平各种关系的？此前王蒙并没有多少从政的经验，他只能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摸着地雷过河”。有时艰难晦涩，见招拆招；有时举重若轻，游刃有余；有时弯弯绕绕，闪闪烁烁；有时硬顶硬撞，舍身成仁。很多人支持，很多人捧场，当然也不时遭到暗算。10年时间，在文坛官场遭遇了多少人和事，王蒙却都一一应对过来了，表现了应对人生和官场的智慧。
十年：亲历重大事件
《王蒙自传》第二部写到的10年，是王蒙社会接触面最广、人际交往最多的时期。在上世纪80年代主流社会的重大事件中，王蒙都是亲历者。写事，当然要写到人。王蒙写到了他与一些领导人的工作交往，而更多则是与老中青作家打交道:周扬、丁玲、夏衍、曹禺、巴金、从维熙、邓友梅、刘绍棠、刘心武、冯骥才、铁凝……当然也还有其他阶层和部门的头面人物不时地点缀其间，无不情深厚谊。虽然有时也嬉笑怒骂，也有臧否，但其情可感。文中真实性情的流露打动人心。“1977年冬，我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它对于‘文革’造成的心灵创伤的描写使我激动也使我迷惘，我的心脏加快了跳动的节奏，我的眼圈湿润了:难道小说当真可以这样写了？难道这样写小说已经不会触动文网，不会招致杀身之祸？”自传里写的这10年也是王蒙创作最丰的10年。《春之声》、《蝴蝶》、《风筝飘带》、《活动变人形》、《相见时难》……王蒙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大多在此时间写成。王蒙描述了每部作品从酝酿到写作的过程。当然王蒙也不可避免地会写到亲情。他写到自己是如何为人之夫，为人之子，为人之父的，情透笔底，细腻感人。
据出版方透露，《王蒙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眼下王蒙已经写到第七章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底应该会封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