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来说，就是他“圆通”和“豁达”的生活态度和生命境界。

第二篇：

“老爹”的智慧

老爹并不是我的亲爹,之所以这么称呼他,纯粹是为了与我那亲生老爸加以分辨。

老爹是做杠秤的。一手老茧可见他技艺之精湛。没错，老爹已经出师四十年了。

老爹是拜师学艺的，听说这做杠秤的是一户姓胡的人家。本来是不外传的，可是到了这一代却突然没有了接班的人，只好收下了老爹和蒋叔。他们两个人性格完全不同，老爹呆板甚至有些迂腐，而蒋叔却对人曲笑逢迎。

他俩出师之后，在这一条马路两边各自开了一家秤店。一开始两家都红红火火的，可是日子一久，老爹的店面日趋单薄，冷清得有点凄凉，那褪了色的招牌即使挡在路上也无人问津。

一日，老爹看不下如此冷清的店铺，便关了门，信步走到蒋叔的店铺。进店一看，可谓人气兴旺啊！崭新而又鲜亮的招牌，更是让老爹心里一揪，既疑惑又羡慕。

老爹就呆在蒋叔家，一直到天很晚，蒋叔的店才平静下来。他俩在后院里摆上一桌小酒，边吃边聊。老爹有点羞涩地问：“师兄，你说我家店铺为啥那么冷清，眼瞅着就要关门大吉了。你的店，怎的就忙得不可交？”叹了口气，点了支烟，又给拧灭了。

蒋叔笑笑说：“你怎么就这般榆木脑袋呢？都说顾客是上帝，上帝叫你给他的秤少一两。你不能给他多一钱。你听他的，照做便是了。嗬，想起来了，有个大商家叫我出五十杆缺二两的秤，要不我分你一半生意？”

老爹听完，什么都没说，默默地喝完酒，朝蒋叔摆摆手：“那五十杆秤，你自己做呢！”

老爹的店依然那么冷清。直到有一天，听说蒋叔的店被人掀了，他才跑过去看看。蒋叔被堵在店里，落魄得像条狗。老爹问：“要多少才可以补救？”蒋叔说是四十杆秤。老爹回去一连几日黑白不分地赶，总算帮蒋叔还清了。后来，蒋叔的店关门大吉，他在一天夜里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老爹的店却日渐红火了。现在，每当有人怀疑斤两有问题，小贩们总是丢下一句：“这是老陈的秤！”那人便作罢了。

是的，老爹即老陈，名唤陈实。人们就敬重地这个“实”字。

老爹的智慧在于“实”。他不同于蒋叔：蒋叔对人曲笑逢迎，而他只是实诚对人，“呆板甚至有些迂腐”，即使是生意萧条的情况下，也愿意让卖出的秤短钱少两。

第三篇：

左手粪叉，右手笔杆

爷爷的手，拿得起粪叉，舞得了笔杆。

爷爷是一个农人，他常常“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却从没有过“草盛豆苗稀”。因为他精通耕种之道，不滑不懒；最重要的是，他施用农家肥。每天晨曦初露，爷爷便背一竹篓，操一粪叉，游走于村头巷尾，捡拾牲畜秽物。及至天一放亮，村郊不上不下地被飘来的炊烟裹住，爷爷就回家。奶奶摆好了早饭，小米粥、馒头、青椒、拍黄瓜！呼噜呼噜喝完汤，顺便踢走死缠脚下的巴儿狗……偶尔奶奶也夸一夸爷爷捡来的大粪：“这肥好，臭！”老头老太太对视一眼，笑了。

爷爷曾是个大学生，当官的，有过出息。太爷爷共有六子，本来都该安安分分做个小农民，但爷爷不。他天分异常好，私学，中学，及至大学，都是一路直上。后来当了小官，虽不大，但在镇上也算是有头有脸了，在村里更是红极一时。眼看升官在望，爷爷却收拾行囊，携家带口，回了村里。村里人都表示理解：“对喽，农民好嘛，看看庄稼看看草，啥都不愁。”

村里人称赞爷爷的农活，还敬佩爷爷的书法。逢年过节，红白大事儿，都找爷爷来写字儿。不必狼毫，不必端砚，更不必宣纸——乡下人也不懂欣赏这个，但他们都知道爷爷见多识广，高文凭，有技艺。对于求字之人，爷爷总是来者不拒，放下粪叉，洗手执笔，挥洒而下。当淳朴的邻人拿到字后，喜悦之情全溢于脸上，总想夸一夸这字儿——就像汪曾祺笔下的乡亲们一样：“这字儿好，真黑！”

我是爷爷的长孙，却去之远矣！常问爷爷：“您咋就愿意做个农民呢？”他总会拿他喜欢的文人汪曾祺做例子：“你看啊，老汪这人写文章写得好。俗而不厌，多而不滥。为啥？他虽是文人，却也近于农人。勤恳、淳朴、达观。”我点头：“是啦，他也掏过粪，而您是叉粪。又都是执笔之人，又都上过大学。您和汪先生差不多嘛！”爷爷很得意我的说法，却仍摆手不赞同：“有一点不一样，他种地不如我。”奶奶看我们爷孙俩笑闹，总是很无奈，叹道：“这老头子。”

我不知道我何时会有这种高度，更不知道爷爷眼里的世界是怎样，但我深知，爷爷表现的那些，才是人们应该追求的粪叉和笔杆共存的境界。

平淡而知足，是爷爷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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