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侵华战争可以按照国民政府抗日态度的转变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9.18之后到7.7之前，这一阶段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使得东北全境沦陷，3000万同胞惨遭日军蹂躏。第二阶段是7.7之后到日本投降之前。在这个阶段中国各族人民团结抗日，痛击侵华日军，也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最终胜利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但在这14年的抗争中，中国人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让我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一起回望先辈们艰难而光荣的抗争之路。

9.18事变中国三错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一小段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当即炮轰东北军驻地，自此拉开了侵华战争的大幕。但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政府却犯下三个本不应犯的错误，也是这三个错误影响了历史的发展；

第一错、禁止抵抗：9.18事变爆发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恶意挑衅和嚣张气焰国民政府采取了妥协退让方针。蒋介石一再致电东北军首领张学良“隐忍为重”、“抑制反日运动”。在日军不断进攻的情况下，东北军大部执行不抵抗命令，撤至山海关内。不抵抗政策虽然保全了大部东北军，为日后的反抗保存了实力。但放弃抵抗更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放弃抵抗等于无视东北3000万人民的身家性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放弃抵抗使得日本侵略者轻易掠夺东北地区不可再生资源，造成了稀有资源极大的流失，为国家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但在东北军撤出东北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又犯下了第二个错误
第二错，没有抓住时机备战：从1931.9.18到1937.7.7中间有6年时间，这6年时间没有爆发全面抗战。日军的力量尚未危及到多数沿海工业城市。国民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发展国防经济，扩充军备。至少也可以开展战备转移工作。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他们不顾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呼声，打着“攘外必先难内”的幌子发动内战，激化阶级矛盾。这无疑就是制造人民内部矛盾，破坏中华民族团结。倘若国民政府放弃内战，联合中国各阶级的民众团结抗日，发展国防经济、扩充军备是完全有可能摆脱全面抗战初期的困难境地。
第三错、东北地区抗日武装没有统帅；在东北军撤出东北地区后部分爱国官兵和各族群众自发组成各种名义的抗日武装，全盛时约30万人。但这些队伍没有统一的领导，各自为战、纪律松弛、作战效率低下，在日军的进攻下损失惨重。倘若东北各抗日武装能够联合起来，推举统一的领导，按照抗日需要制定作战计划。力主于敌后骚扰作战，破坏日军的后方供给。就可能在减少不必要损失的同时给敌人重创。
三错原因
我认为造成9.18事变三错的原因就是国民政府没有抵抗日军侵略得计划，甚至根本没有想到会爆发大规模战争。自以为忍一忍、让一让，给日本一些利益他们就会放弃侵略。其实日本侵占中国的阴谋由来已久，哪里会因为一点退让放弃侵略。苟且偷安终不会拥有真正的安定，把抑制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于国联也只是浪费时间，盼来的正义只会让中国人民更加失望。

盼来的正义和主持“正义”的组织
9.18事变后国民政府把限制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际联盟的裁决上。但这份裁决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影响日本对华的侵略，早在9.18事变前日本已经做好了武力侵占中国的准备，其首相田中义一再给天皇的奏折中已经公开日本占领中国，称霸世界的野心——“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试问日本政府这种野心，这种军国主义思想怎么会因为国联一份毫无力量的“公理”判决就停止侵略呢？况且国联这份报告根本没有体现任何公理和正义，报告竟然尊重日本在“满洲”的利益，允许其对该地的占领；虽不成认伪满，但却支持其拥有自治权。当中国外交部公布这份报告时，举国哗然，中国人民等啊盼啊，希望国联能够说句公道话。就算是这公道话没有什么力量，不能阻止侵略，至少也能表达国际社会的态度，也算对得起国联成立的初衷。可国联这个“公道”其实就是变相把东三省让给日本，国际共管不过是帝国主义国家不甘心日本独吞东三省，而找出的借口。要知道当时的中国已是满目疮痍，国脉微弱。那些帝国主义国家无不在摩拳擦掌，欲与日本一起瓜分中国，谁会去主持什么公道呢？国联本来就是大国间讨价还价的中介机构，就是有心支持公道，也没有那个能力，更不要说支持这个弱国的“公道”会得罪多少强国。正因如此国联调查团才会在来中国调查前先在各大国间“旅游”一圈，充分听取他们的“命令”。可就是这份为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东北而制定的分赃计划竟遭到了日本的反对。日本并不想与它国分享东北，更不可能同意东北“国际共管”。为了摆脱国联的素服，也为了达到他称霸世界的目的，日本“毅然”脱离了这个主持“公理”伸张“正义”的国际组织，从此日本政府就可以毫无“忧虑”地侵略中国了。而这个专门支持“正义”和“公理”的组织最终也随着二战隆隆的炮火被人们抛在脑后。